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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民主制的批判與社會主義民主制的闡釋

時間:2019-07-17 來源: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 作者:方玨 本文字數:9222字

  摘    要: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 國內外理論界對資本主義的反思與批判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其中對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批判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密利本德通過對資本主義民主制展開批判, 進而闡發了社會主義民主制。其理論價值不僅在于闡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下的階級與國家權力的內在結構及其轉化, 也為不斷思考社會主義的未來命運以及社會主義在全球范圍內的斗爭與發展提供有益借鑒。

  關鍵詞: 資本主義民主制; 社會主義民主制; 階級; 國家; 權力;

  Abstract: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 the rethinking and critique of capitalism that is in the theoretical circle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It is the criticism of the capitalist democracy, which becomes one of these important issues.Through criticizing the capitalist democracy, Ralph Miliband reinterpret socialist democracy.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theory is not only to clarify the inner structure and transformation between the class and state power in the western developed capitalist society, but also more important to provide beneficial reference about constantly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and the socialist struggling and the developing throughout the world.

  Keyword: capitalist democracy; socialist democracy; class; state; power;

  近年來, 隨著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普遍陷入由2008年金融危機所導致的一系列困境之中, 國內外理論界對資本主義的反思與批判呈現出多視角、全面化的新的發展態勢, 其中, 關于西方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批判日益成為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熱點。在這一過程中, 英國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拉爾夫·密利本德 (1924—1994) 及其頗具特色的國家學說重新受到國際學界的重視與開掘。與之相較, 國內學界對其思想研究卻顯得較為滯后與零散。事實上, 作為一位具有強烈現實關懷的思想家, 密利本德在自己的學術生涯中結合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具體歷史條件, 對國家、政黨、階級以及權力等問題進行了原創性的探索與研究, 尤其是他對資本主義民主制的批判、對社會主義民主制的闡發, 映照出密利本德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對于社會主義未來命運的不斷思考。因此, 本文將系統探析密利本德對資本主義民主制的批判, 以及具體闡明資本主義社會下的階級與國家權力的結構如何建立更人性化、更民主的社會秩序即社會主義民主制, 從而辨明這一理論對社會主義在全球范圍的斗爭與發展的重要價值。

  一、對資本主義民主制的批判

  毋庸諱言, 密利本德對于資本主義民主制的批判不僅是與其著名的國家理論緊密聯系在一起, 而且有著直接的現實需要——如果說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學說“首先就是要實行社會主義革命”, [1] (P164) 那么密利本德對于改良與革命、資本主義民主制與社會主義民主制等問題的討論實質上表達了他對社會主義革命及未來道路的思考。

  大致說來, 被奉為自由、民主典范的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曾一度被視為“政治現代化”的唯一模式。密利本德始終堅持以辯證的態度理解資本主義民主制, 在肯定其歷史進步性的同時深刻地批判了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局限性。概言之, 密利本德認為資產階級民主制本身有其歷史的進步性, 因此對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形式與成果, 我們在自上而下地將之視為統治階級的有效統治工具的同時, 也需要自下而上的視角。他認為, “毫無疑問, 統治、剝削與資本主義民主制緊密相連, 至少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里的確如此。但它仍然是來自下層的、旨在擴大政治、公民、社會權力的要求以及來自上層的、力圖限制與腐蝕這些權力的激烈斗爭的結果”。[2] (P110) 因此, 資產階級民主制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民主的意愿與需求, 不應簡單地將之否定與拋棄。與此同時, 密利本德認為盡管資產階級民主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已經是現實的、廣泛的存在, 不過它也有著明顯的局限性, 主要表現在:

資本主義民主制的批判與社會主義民主制的闡釋

  第一, 經濟上的發展并未帶來政治民主的進步, 二者之間呈現出非同步性, 這突出地體現在“在兩個方面, 勞動過程仍然是居支配地位的主體, 發達資本主義的產業大軍, 不管其雇主是誰, 都持續地在組織內部起作用, 他們對于其權力機構的存在沒有起任何作用, 他們對于其政策和意圖的決定也沒有作出任何貢獻”。[3] (P43) 因此, 資產階級民主制盡管政治上具有代議制、多黨制與普選制等諸多形式, 民主、自由與平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實現, 但只是流于法律意義上的民主, 是形式的民主, 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權力結構之中工人階級幾乎無法真正起到任何作用。

  第二, 通過對“資本主義民主制”的概念定位, 進一步明晰其實質就是為資本主義制度提供統治工具, 揭示“民主的要求和政治的現實并不真正相適應”。[4] (P2) 密利本德明確指出, “資本主義民主制”指的是通過《1867年第二次改革法案》以來, 尤其是1918年和1928年兩次選舉法導致普選制包括成年人以來, 逐漸發展而成的英國政治體制, 其最終目的依然在于盡可能地“扼制而決非助長民眾行使決策權和處理國事的權力”。[4] (P2) 就資產階級民主制的發展歷史而言, 資產階級之所以選擇民主制度而非專制制度抑或是其他類型的獨裁制度, 實際上是一種迫不得已的選擇。于是, “‘資本主義民主制’這一提法, 也往往用來表示像在英國這樣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中經常存在和無法消除的矛盾現象或緊張關系, 一方面保證民眾享有體現在奉為神圣的普選權中的權力, 另一方面又橫加阻撓, 拒不實行那種諾言。固然有一套民主制度和慣例使工人階級、參加工會的工人、各個政黨和團體等能夠以自下而上地施加壓力和提出要求, 來表達意見和選派代表;但資本主義制度的整個背景又要求盡可能地削弱它們可能產生的影響”。[4] (P2-3) 這就明確揭示出了“資本主義民主制”不過是資產階級遏制下層壓力與控制抗爭的有效手段, 正是通過其精心設計與運行使得“要求改革和革新的急湍自上而下便自然成為涓涓細流”, [4] (P5) 以民主的形式疏導和減少壓力與沖突。

  第三, 通過“階級和階級沖突”闡明了資本主義民主制具有虛假性與欺騙性。在密利本德那里,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盡管隨著所有權和控制權的集中與分離有所變革, 尤其是私有經濟成分管理人員的性質、作用和目的業已發生了變化, 但是“這些變革并沒有給這一制度的動態帶來任何根本的變化”, [4] (P8) 這就是說, 雖然統治階級成員之間的情況千差萬別, 但卻因為“在社會背景、教育程度和‘生活方式’上有著非常類似的地方”[4] (P9) 而依然有著很大程度的共同性, 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在思想意識和政治觀點上所呈現出的高度一致性。除此之外, 如同統治階級的成員一般, 工人階級的成員亦有著許多的共同性, 一方面表現在他們共同處的在生產過程中的從屬地位, 另一方面也表現在工人階級“具有共同的社會境遇、文化程度和‘生活方式’。它的從屬地位遠遠超過生產過程的范圍:工人階級的每個成員不僅在工作上而且在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都幾乎毫無權力、責任和影響可言”。[4] (P12) 毫無疑問, 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在生產生活的大多數方面存在著相當“客觀”和極其巨大的差別。但是, 資本主義民主制卻以民主、自由、平等的表象掩蓋著所有事實上的不平等與巨大差別, “雖然所有的宣傳故意說這些差別大都已成陳跡, ‘拉平現象’和‘平均主義’即使有的話也已經幾乎模糊了階級界線, 但事實上英國一直是、今天依然是個極不平等的國家”, [4] (P13) 并充分表現在了諸如“財富、收入、工作條件、安全、住房、教育和‘生活機遇’方面”, [4] (P13) 這也表明了“在英國, 其它任何事情都可以說帶有‘民主的’性質, 關于個人財富的分配卻不是這樣”。[4] (P13) 可見, 密利本德對于資本主義民主制的探討始終是立足于英國的社會背景與本土政治體制, 以說明其在保衛英國以階級為基礎的社會方面所發揮的作用。

  第四, 資本主義民主制并不能徹底解決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弊端與多重困境。由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矛盾所決定, 資本主義民主制在多重危機的擠壓之下, 其前途受到諸多限制。眾所周知,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資本主義民主制最顯著的特點之一, 正在于它有一定的恢復力及其政治體制承受危機、沖突和混亂的巨大能力”, [4] (P173) 然而在急劇惡化的危機條件和階級斗爭日益激化的情況下, 民主制可能轉變為資本主義獨裁制。于是在這種情形下, “只要不破壞安定, 電臺和電視臺可以自由發表評論, 將實行新聞檢查, 但程度有限;另一方面, 由新聞機構自己進行檢查的做法則是沒有限度的”。[4] (P180) 這也就完全暴露出資本主義民主制的階級本質與專制特性, 在這一意義上, 資本主義民主制與資本主義獨裁制不過是資本主義制度這枚硬幣的兩面——“在資本主義社會, 民主的理念無論就其范圍還是就其內容來說, 都受到極大限制, 從而減少了它對現存政權與特權的威脅”。[5] (P3) 今天, 世界逆全球化的暗流洶涌, 資本主義民主制的局限性的日漸凸顯恰恰證明了這一點。可以說, 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癥候 (在當代, 它不只是表現為經濟、政治與文化的危機, 還體現在生態危機、恐怖主義危機與難民危機等方面) 并不會因為資本主義民主制而得以改變, 因為這一制度根本上無法克服基于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產生的異化特質, 即“資本主義社會生來就是以統治和剝削——這兩個特點對人的關系產生著決定性的影響——為基礎的。就此而言, 資本主義社會是極為不道德的社會, 這是由其本性所決定的”。[5] (P13)

  由上可見, 盡管今天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資本主義民主制體現了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歷史性成就, 展現了人類的政治智慧, 有其自身的合理性。然而, 它同時亦是資本主義諸多矛盾, 特別是階級矛盾與沖突的集中呈現, 因此究其本質而言是一種矛盾性的存在, 即它是作為維護既存社會秩序的被操控且具有欺騙性的一種交往方式。正是在這一點上, 密利本德就通過對資本主義民主制的辯證分析, 重新闡釋了其與社會主義民主制的關系, 進而提出了社會主義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實現的可能性路徑。

  二、對社會主義民主制的闡釋

  相較于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民主, “社會主義的任務就是要大大地擴展民主的范圍”, [5] (P3) 即社會主義是要在生活的一切領域深化與擴展民主的斗爭的組成部分。由此, 密利本德論證了資本主義民主制與社會主義民主制間的關系, 闡明了社會主義的合理性 (plausibility) , 從而表達了社會主義是值得為之奮斗且最終可以實現的堅定信念。

  密利本德認為, 在資本主義廢墟上建構社會主義民主制是可能的, 因為二者之間存在著歷史的聯系, 即“資產階級民主制度, 則可以相信能提供這樣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是通過采取一種避開鎮壓一切反對派和窒息公民自由的戰略而達到的”, [1] (P201) 所以盡管這種戰略充滿著不確定性、困境與危險, 然而“通過去掉它們的階級局限性而使之得以擴充和擴大”[1] (P201) 是可以通向社會主義民主制的。對他而言, 社會主義民主制應當認真嚴肅地對待資產階級民主制的觀點, 社會主義民主制不是對于資本主義民主的發展, 而是在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的一種超越。然而如果說社會主義民主制不僅包含著對資本主義民主制的擴展并且是對它的超越的話, 那么它究竟意味著何種意義的擴展抑或是超越呢?

  在此, 密利本德進一步闡發了理想的社會主義, 其中民主、平等和社會化在更深刻的意義上都應被看作是達到最終界定社會主義含義的目標的手段, 亦即實現比在資本主義——以統治和剝削為基礎的社會——所實現的更大程度上的社會和諧目標的手段。一方面, 他強調了經濟基礎對于社會主義民主制的決定作用, 指出“關鍵在于, 社會主義民主絕對依靠對經濟的不斷發展的社會化改造、除非這一點實現了, 改良方式所提出的一切才真正意味著對資本主義主導的社會制度中的勞動方式努力進行人道主義的改造……如果不對更大范圍內的經濟活動方式進行社會化改造, 那么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治療的”。[6] (P96-97) 一種基于社會主義混合經濟模式構想的政治戰略由此被提出。在他看來, 作為一種新社會秩序的創造, 社會主義必然是一項非常困難的事業, 其中充滿了艱難的選擇和巨大的張力 (如在一個后資本主義社會的組織和管理中必然產生和出現的問題、習慣和傳統等) , 所以必須將社會主義看作一個過程, 即它在這樣一些社會中得到發展的, 其中每一個社會都構成一個非常復雜的整體, 對這些社會的歷史都需要加以認真研究, 且要重視其復雜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社會主義民主制對密利本德而言并不只是資本主義民主制的擴大, 而且標志著對它的超越。另一方面, 密利本德指出了社會主義民主制的實質是真正的、普遍的民主。在對英國資本主義民主制的考察中, 他明確提出了資本主義民主制的目的一向是滿足資本的需要但又不致使工人階級達到爆發危機的程度, 其中代議制、普選權、勞動黨和工會都在遏制階級沖突中發揮作用。因此, 資本主義民主只是形式上民主, 具有虛假性。相較于此, 社會主義社會的“民主遍布于全社會, 成為社會秩序理所當然的構成部分, 從而使參與權成為一種‘自然’的公民權利”。[6] (P90) 并且, 社會主義以真正民主的方式分配和分散權力, 因而自治將會成為社會主義主要的管理形式是完全可能的, 所以“在社會主義的核心中, 總是存在一種信念, 即相信絕大多數的人們都是有潛力的, 社會主義民主的基本目標就是創造條件, 使得這種潛力得以全方位的展現”。[6] (P95)

  基于此, 密利本德思考了英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并始終表現出十分謹慎的態度, 這主要體現在他對英國工黨修正主義的批判之中。眾所周知, 作為一個具有社會主義基因的工人階級政黨, 英國工黨在20世紀50年代之后, 內部的修正主義傾向日益明顯。密利本德認為, 造成這次修正主義的真正原因在于當時工黨的領導人開始放棄社會主義的承諾, 表現為一種令人難以忍受的選舉的、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術語迷障。于是, 雖然在英國“工黨仍是‘工人階級政黨’, 在這個意義上, 目前沒有別的重要的政黨取代它。當然, 這一直以來是英國社會主義的兩難困境, 且不是一個似乎馬上就能解決的難題。不過, 首要的步驟是現實主義地看待工黨, 能夠希冀它做什么和不做什么。這種觀點的依據只是在于, 社會主義者可以開始討論所有任務中最重要的任務, 即創立英國真正的社會主義運動”。[7] (P24) 不過就在密利本德始終與工黨內部的修正主義進行不懈斗爭的過程中, 20世紀80年代后又出現了一種“新修正主義”, 1他們的理論立場、政治態度、思想觀念與具體觀點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性, 不過在研究方法、所關心的論題以及某些正在進行的且重要的流行的批判上卻又呈現出顯著的相似性, 突出地表現在其理論宗旨上, 盡管“新修正主義者”試圖以所提出的問題、所進行的批判、所表達的疑問與所構筑的方向推進社會主義事業的前進, 并也或近或遠地與馬克思主義的組織保持一定的相關性, 盡管他們之中沒有人明確拋棄社會主義的信仰, 但是在密利本德看來, 其實質卻是對社會主義立場的一種倒退, 一種從社會主義立場到修正主義立場的倒退, 而這對英國的社會主義未來將會造成十分負面的效應。之所以將“新修正主義”看作是社會主義立場的倒退, 是因為他們共同分有四個基本的特征:其一, 提出告別工人階級的“優先原則”, 拒絕“階級政治”。所謂告別工人階級的“優先原則”, 即認為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中, 由馬克思與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者所賦予的革命主體職能的承擔已經被工人階級所拒絕, 并強調階級這一陳舊的概念應被全新的概念——基于利益、關系與話語的多元化, 源于社會集團、階層與運動的多重性以及不斷改變同盟的斗爭性等類型——所取代;其二, 希望通過各種新社會運動的斗爭而不是傳統的階級斗爭形式來實現社會主義;其三, 拒斥“國家主義”, 即反對為了社會改良而利用資本主義國家, 并貶低、否定國家的作用;其四, 對于工黨 (包括工黨左派) 的歷史作用給予批評甚至是否定。盡管密利本德并不否認“新修正主義”對于傳統與自滿的社會主義概念有著許多重要的洞察與必要的批判、修正, 但他亦指出, “新修正主義”常常很大程度上偏離了很多需要闡明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戰略的核心問題, 尤其是沉迷于新的社會主體與舊的社會主體、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虛假分化。繼而, 密利本德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觀點:

  第一, 關于社會主義的主體問題。雖然當前的確出現了社會主義事業與工人階級相互分離的趨向, 但這并非是解構工人階級的充分理由, 因為“‘統治階級’并不是一個語言形象, 它意味著非常真實和強大的權力集中, 意味著與資本和資本主義國家有著緊密的聯系, 以及階級權力與國家權力的聯合, 它擁有武裝起來的強大資源, 聯合它的廣泛的同盟, 阻止對這種權力的一切實質性挑戰。我認為, 修正主義似乎沒有足夠認真地對待這種權力:在對其性質、意義與含義的分析與實際認知上, 以及對現實的社會主義策略的意義上, 大部分相關文本太過簡單”。[8] (P8)

  第二, 關于變革的能動主體問題。需要注意的是, 密利本德還是充分肯定了以女權運動、和平運動與生態運動等形式的新社會運動在對抗資本主義構成中的積極意義, 但問題在于, 這亦無法成為取消工人階級的革命主體的充分理由。他始終強調, 主要的資本主義掘墓人仍然是組織化的工人階級, 因為“如果組織化的工人階級拒絕做這項工作, 那么這項工作將不會完成;作為一個充滿沖突的、不斷增長的專制與殘酷的社會制度, 資本主義將繼續存在下去, 一代又一代地延續下去, 資本主義阻礙了這個制度, 它已經造成了巨大的資源無法人道與理性地加以利用”。[8] (P13)

  第三, 關于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國家問題。他認為, 后資本主義的國家“不僅要遏制和征服對社會主義運動的抵制, 而且要履行許多不同的職能, 包括對在‘人民權力’名義下的不同的和可能沖突的力量間的利益關系進行調停……國家和它的各個地方機構要能夠對政治、市民和社會權力提供最終保護;在反對性別歧視、種族主義、歧視以及即使當資本主義被超越之后也將是常見的權力濫用等現象上, 國家將提供最后援助, 人們仍將認識到國家的這種重要作用”。[8] (P15-16) 換言之, 后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是發生了根本轉變的國家, 是一個真正民主的、具有代表性的國家, 顯然“在這個意義上, 通過適當的控制, 后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國家權力并不與階級權力相沖突, 而是其必不可少的補充”。[9] (P68)

  由上可見, 密利本德區分了資本主義民主制與社會主義民主制的政治、經濟體制構架, 并試圖概要地說明通向社會主義民主制的結構化改革的路徑, 從而揭示了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權力關系的構成及其轉化, 表明了他對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的歷史命運的真正關注。

  三、結論

  不言而喻, 密利本德對資本主義民主制的批判與社會主義民主制的闡釋不僅重構了其后期著作中的統治階級概念, 而且完善與擴展了他的社會權力基礎概念, 這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但以辯證的觀點來看, 其理論闡釋也有著自身的弱點與不足, 因而一直受到諸多的批判。概而言之, 這些局限性主要表現在:

  首先, 在理論方法論上, 密利本德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能夠建立在側重于揭示批判非馬克思主義方法的事實錯誤的基礎之上, 同時由于過分強調英國本土的事實、現實, 從而滑入了一種“抽象的經驗主義”之中。

  其次, 在理論立場上, 密利本德通過每一社會層面都有一種獨立的權力形式 (經濟、政治—軍事與意識形態) 建立起新的理論構型試圖避免陷入曾被批判的“階級還原論”, 然而這一階級分析的理論修正在打開了理論上對非經濟形式的統治與抵抗進行探索的同時, 又滑入了多元主義的可能性泥淖之中。

  再次, 在理論內容上, 密利本德雖然堅持從階級分析的方法出發來觀察、剖析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但對于在新的歷史境遇中如何具體運用這一方法并沒有找到很好的路徑, 因此單一地、生搬硬套地僅僅從階級斗爭的視角來觀察、剖析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新變化與新現象, 理論說服力顯得較為薄弱。特別是, 今天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社會結構的諸多變量 (種族、性別以及移民, 甚至跨國勞工) 的出現, 導致的結果是社會反抗邏輯的變化, 顯然, 密利本德的理論闡釋對此沒有進行足夠的理論回應。

  最后, 在理論的適用性上, 密利本德力圖證明馬克思主義可以為分析、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和政治提供一個更為復雜與全面的理論工具, 但他同時承認, 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左翼的政治變革始終存在著巨大的政治障礙, 因此他的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裂隙始終無法彌合。尤其需要強調的是, 這一裂隙的表現形式之一便是密利本德更多基于現實政治的考量來思考資本主義民主制與社會主義民主制的關系, 并主張以改良主義的戰略來探索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何進入社會主義的道路問題, 可以說他的這一方案實質上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解放議程的退卻, 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學說的背離, 亦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深刻性與徹底性的放棄, 當他主張只要消解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局限性便能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制之時, 其方案也只能是一種空想——事實上這已經通過遠比他想象更為豐富的40多年的歷史所證明。

  因此, 筆者認為:一方面, 密利本德對資本主義民主制的批判與社會主義民主制的闡釋, 有助于我們深刻理解當下國家的社會權力關系、國家間控制與反制的關系、中國道路與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之間的關系以及如何建構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 其中“密利本德的國際階級關系分析使得他把第三世界的解放運動認為是另一個反對西方權力體系的斗爭點”。[10] (P12) 另一方面, 密利本德的理論努力卻也顯示出在新自由主義占據上風的時代中所具有的烏托邦性質。但是無論如何, 如果從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是一種帶著解放意圖的社會批判”[11] (P37) 這一角度來說, 或許人們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密利本德一生對于社會主義事業的堅持, 理解他對“新修正主義者所忽略的階級和國家的關鍵問題”[12] (P18) 的闡釋及其現實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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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 “新修正主義”是指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以霍布斯鮑姆、霍爾、坎貝爾、薩繆爾、加雷斯·斯特德曼·瓊斯 (Gareth Stedman Jones) 、墨菲、拉克勞、保羅·赫斯特 (Paul Hirst) 等為代表的英國左派知識分子對本國社會主義戰略的一種審視、反思、批判與重構。

    方玨.密利本德對資本主義民主問題的批判性研究[J].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2019,5(02):126-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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