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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作家、個人品牌及文學時尚三者的關聯

時間:2019-07-16 來源:三明學院學報 作者:胡賽麗 本文字數:7174字

  摘    要: “80后”作家主要指20世紀80年代出生的中國當代作家群體, 他們自踏足文壇以來便飽受爭議。“80后”作家的成功離不開個人品牌的創造和文學時尚的風靡。作為“80后”作家的領軍人物, 韓寒和郭敬明率先利用其名人的身份, 形成了個人品牌, 建構起以網絡為依托的文學新時尚, 創造出了一種全新的文學范式, 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文學發展的方向和途徑。

  關鍵詞: “80后”作家; 個人品牌; 文學時尚; 韓寒; 郭敬明;

  Abstract: The "post-80s" writers mainly refer to the group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writers born in the 1980s. They are controversial after they has appeared in literary world. The success of the "post-80s" writers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creation of personal brands and the popularity of literary fashion. As the leader of the "post-80s" writers, Han Han and Guo Jingming took the lead in using their celebrity identity to form a personal brand, constructing a new literary fashion based on the Internet, creating a new literary paradigm. To a certain extent it has influenced the direction and approach of literary development.

  Keyword: post-80s writers; personal brand; literary fashion; Han Han; Guo Jingming;

  “80后”作家的創作與主流文學的創作有著很大的不同, 比起文學的嚴肅性和深刻性, 他們更注重的是文學的經濟效益。“80后”文學與商業的捆綁以及“80后”作家們如明星一般的頻繁曝光使得他們的個人品牌迅速形成。在這種個人品牌的余蔭之下, “80后”作家們對于“青春”主題的關注和市場風向的把握, 使閱讀和創作青春文學作品在青年人之中成為一種時尚行為, 推動著文化消費朝著更遠的方向發展。本文以“80后”代表作家韓寒、郭敬明等人為例, 探討“80后”作家個人品牌的形成途徑和文學時尚的建構過程, 以及它們對于文學發展方向和方式的影響, 通過對“80后”文學現象的分析, 挖掘出三者之間的深層次關系。

  一、“80后”作家個人品牌的形成與文學時尚的建構

  (一) 先成名人, 再成作家

  對“80后”作家影響頗深的是新概念作文大賽。“80后”作家中的領軍人物, 如韓寒、郭敬明、張悅然、周嘉寧、蔣峰、小飯等都是通過新概念作文大賽脫穎而出的。新概念作文大賽在當時是一項極具影響力的賽事, 它宣揚“新思維”“新表達”“真體驗”, 強調打破舊觀念、舊規范的束縛, 提倡無拘無束且富有真情的創作, 因而吸引了一批具有反叛精神的青少年。

  “80后”作家在成名時大多年歲尚小, 有些甚至還只是中學生, “他們的知名度能夠在一夕之間獲得巨大的提升, 是因為他們有效地借助了大眾媒體, 采用了一種不走尋常路的方法———先成‘名人’, 再成‘作家’”[1] (P336) 。如“80后”代表作家韓寒。1999年, 韓寒以《杯中窺人》一文獲得首屆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 但其成名之初就因為連掛七科而慘遭留級, 由此引發了社會大眾對于“全才”和“專才”等教育問題的熱烈討論。這一場討論聲勢浩大, 將原本默默無名的普通高中生推到了大眾的眼前。成名之后的韓寒隨即開始“轉型”, 2000年, 韓寒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說《三重門》, 并創下了令人驚嘆的銷售記錄, 完成了從“名人”到“作家”的跨越。同樣沿襲這種套路的還有郭敬明, 新概念作文大賽捧紅了韓寒之后, 其自身也受到了廣泛的關注, 成為一種成名的平臺。2001年, 當時只有18歲的郭敬明憑借《假如明天沒有太陽》一文獲得了第三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在2002年時, 郭敬明又一次參加了新概念作文大賽, 最終以《我們最后的校園民謠》一文再次獲得了一等獎。兩度獲獎的郭敬明立即成了新聞媒體的寵兒, 一時間, 關于“天才少年”的報道層出不窮。趁著這股熱度, 郭敬明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個人散文集和短篇作品集———《愛與痛的邊緣》, 正式成為一名作家。這種從“名人”到“作家”的發展模式正應和了新世紀文學市場化、商業化的發展趨勢, 為“80后”作家們個人品牌的形成鋪墊了道路。

“80”后作家、個人品牌及文學時尚三者的關聯

  (二) 形成個人品牌

  管理學專家湯姆·彼得斯最早提出了“個人品牌”概念, 接著麥克納利在其《個人品牌》中將這一概念與實際相結合, 提出“個人品牌”同“品牌”在本質上并沒有什么不同, 區分和競爭是其目的所在。[2] (P101) 這實際上就限定了個人品牌的幾個關鍵特征。要建立個人品牌, “個性”不可或缺。有了“個性”, 也就有了“辨識度”, 有了“辨識度”, 才會有廣泛而特殊的“關注”, 有了“關注”, 個人品牌才能夠形成。由此可見, 個人品牌的形成并不是一個單向的活動, 而是一個雙向的互動過程, 它同時依賴于對象的選擇和接受。另外, 個人品牌還需保持一種“一以貫之”的狀態, 以維持接受對象對于個人品牌的印象, 鞏固信任。

  韓寒的標簽是“叛逆”“大膽”“不羈”, 他的作品常呈現出一種雜文的特征, 往往關注公共話題, 針砭時弊。如韓寒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三重門》, 主人公林雨翔是一個掙扎于繁重課業與瑣碎家庭中的普通高中生, 他向往自由卻求而不得, 父親的望子成龍, 老師的唯成績論, 以及同學之間的復雜關系讓這個男孩感到苦悶和壓抑。作品中表現出強烈的反叛意識, 其中主要是對當今社會應試教育的猛烈批判。這種銳氣和鋒芒在他之后的作品如《像少年啦飛馳》和《光榮日》中被延續了下來, 成為韓寒個人品牌的關鍵詞。不同于韓寒的犀利與尖銳, 郭敬明的標簽是“青春”“感傷”“孤獨”[3] (P15) 。他的作品大多具有濃厚的抒情色彩, 傳達出青春期的情感訴求。如《夢里花落知多少》, 講述了幾個年輕人的愛情故事, 表達了對青春的憂傷和迷惘的感悟。又如《愛與痛的邊緣》《左手倒影, 右手年華》《天亮說晚安》等作品, 光從題目看, 就凝結著濃郁的青春記憶。韓寒的“叛逆不羈”, 郭敬明的“青春感傷”都是其自身個性所在, 這種個性在受到讀者的廣泛關注、認可、模仿之后, 便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個人品牌。

  (三) 建構文學時尚

  所謂“時尚”, 心理學上認為, 它是指在一定時期內社會上或一個群體中普遍流行的, 并為大多數所仿效的生活方式或行為模式。需要廓清的是, 時尚雖與流行息息相關, 但卻并不等同于流行。有學者認為:“流行, 是一段時間內整個社會的主流風潮, 它的近義詞是通俗。而時尚, 起初意味著少數, 意味著先鋒。時尚能夠改變流行, 但流行只能追逐時尚。”[4]這一規律放在文學中同樣適用。我們所說的“文學時尚”, 實際上起因于一種“遵從”心理。當某一類文學作品取得較大的成功, 引起了廣泛的社會反響時, 就必然會引來一批效仿者, 進而由時尚轉向流行。

  “80后”作家們是文學時尚虔誠的創造者。當90年代的消費文化培養起文學的“消費性”和“欲望性”后, 早期的青春讀物再也不能滿足閱讀的需求, “80后”們便希望能夠由自己來展現青春記憶, 表達青春個性, 彰顯青春欲望。正因如此, 當韓寒和郭敬明的鮮明個性以及他們獨具個人魅力的作品大獲成功之后, 就迅速引來了一批效仿者, 如張悅然、春樹、李傻傻等人。張悅然的《櫻桃之遠》《是你來檢閱我的憂傷了嗎》《十愛》, 春樹的《長達半天的快樂》《2條命》《紅孩子》等, 承襲的都是郭敬明的青春疼痛之風, 展現的是少男少女之間的愛恨糾葛。而李傻傻的《紅X》跟從的則是韓寒的大膽反叛之風, 講述的是一個叛逆少年一步一步走向毀滅的悲情成長故事。得益于對韓寒和郭敬明等時尚創造者個性的迷戀, 讀者往往也會為同類型的作品買單, 這些時尚的領軍人與效仿者們一起蔓延繁衍, 共致“80后”文學盛極一時。

  二、“80”后作家個人品牌的發展與文學時尚的風靡

  (一) “青春”主題的持續創作

  除了建立個性, 獲得關注, 個人品牌發展的另一關鍵是鞏固信任, 即以一種“一以貫之”態度來維持對象對于該品牌的印象。青春時尚主題的持續創作, 是“80后”作家們鞏固讀者信任的重要手段。“80后”作家的作品往往被統稱為“青春文學”, 以青少年在青春期的經歷和心境為主要內容。如郭敬明的作品, 無論是充滿奇幻想象的《幻城》, 還是帶著傷痛的《1995—2005夏至未至》, 又或是溫柔細膩的《悲傷逆流成河》, 永遠都是關于青春的體驗。除此之外, 對愛的向往和追求通常也熔鑄在這種“青春”主題之中, 如韓寒的作品《長安亂》中釋然與喜樂的感情, 所流露出的就是韓寒對于不摻雜成人世界的欲望和傷害的純真美好愛情的向往。“80后”作家用文字表達出他們對青春的感悟。在韓寒、郭敬明等人的個人品牌效應的影響之下, “青春”主題的文學作品如雨后春筍般紛紛冒出。如張悅然的《水仙已乘鯉魚去》便是用細致的筆觸和精美的語言講述了女主人公在青春期所遭遇的種種愛的缺失和獲得。又如春樹的《北京娃娃》, 寫的是北京女孩林嘉芙從十四歲到十八歲之間的故事, 展示了年輕的新一代在理想、愛情、欲望以及成人世界之間的徘徊、游蕩及絕望的青春體驗。“80后”作家以其強大的個人品牌效應, 開創了一股青春文學的創作潮流。

  (二) 網絡化個人品牌運營

  “80后”作家個人品牌的建構和發展與網絡的貢獻密不可分, 網絡所提供的自由空間和載體是“80后”文學成長的溫床, “80后”作家們的成名和轉型都離不開網絡。“無門檻”和“共享”是網絡異于其他傳播方式的特點。“80后”作家不僅通過網絡來發表文學作品, 打破了傳統新人向文學期刊投稿一步步走上文壇的復雜程序, 還把網絡作為個人品牌的運營平臺, 以自身的知名度推動文學時尚邁向狂歡式互動傳播。

  “80后”作家十分善于運用網絡來增加自身的知名度。[5] (P72) 如郭敬明的“抄襲門”。郭敬明的《夢里花落知多少》在被指控抄襲莊羽的《圈里圈外》之后, 迅速在全網引起了有關郭敬明及其作品的大討論, 有人落井下石, 有人強烈“聲援”, 一時間罵戰不斷, 鋪天蓋地。即便最后在法院的判決下, 認定郭敬明的抄襲行為之后, 郭敬明也拒絕道歉, 再一次引起軒然大波。截至2019年4月8日, 微博上關于“郭敬明抄襲”的話題已經引起了近830萬人的關注。與此類似的還有韓寒的“代筆門”。韓寒自出道開始便話題不斷, 與文學界“老前輩”的沖突、對于社會規章制度的猛烈炮轟以及微博中的種種論戰都顯示出韓寒吸引大眾眼球的能力。早在2011年, 他的微博訪客量就達到了四億多次。除了這些負面話題, “80后”作家們也注重自身形象的維護, 如韓寒和郭敬明等人常常通過參加公益活動而增加曝光量。無論是正面信息還是負面信息, 實際上都是抓住了大家的注意力, 提高了他們的關注度, 為個人品牌的發展拓寬了市場。要保持個人品牌效應長青, 就要維持個人品牌所能帶來的種種價值, 在此基礎上, “運營”的作用不可忽視。“青春”主題作品的持續創作、對于網絡的借助都是為了維持個人品牌具有引領文學時尚效用的方式之一。

  (三) 向主流文學靠近

  自2000年“80后”作家進入大眾視野以來, 無論是對“80后”文學還是對“80后”作家本人的解讀一直未曾停止過。但總的來說, 還是“批評居多, 贊揚較少”[6] (P37) , 更有甚者, 直言“80后”文學算不得文學, 而是與商業混雜出來的畸形兒, 是“不入流”的。在種種質疑和謾罵聲中, “80后”作家們開始主動向主流文學靠近, 如加入“作協”, 與主流作家們互動等。最為明顯的動作還是向主流文學的陣地———紙質媒體進軍。

  “80后”作家們在形成個人品牌后不久, 便開始籌謀創辦個人品牌雜志。因為這不僅是鞏固個人品牌效益的途徑之一, 也是檢測個人品牌價值的方式之一, 更是向主流文學進攻的手段之一。為了達到以上目的, “80后”作家們陸陸續續做起了雜志主編。如郭敬明, 他是最早創辦個人品牌雜志的“80后”作家之一。2004年, 郭敬明成立了自己的島工作室并且擔任了《島》系列雜志的主編。2006年10月, 《最小說》創刊發行, 以“少年新文藝, 青春最小說”為口號。《最小說》創刊發行后僅一年, 便憑借絕對的銷量和青春文學傳播的強勢主導力, 拿下了福布斯中國名人頒獎盛典·文化與體育類最佳商業機構獎。《最小說》的橫空出世成功地挖掘出了從兒童到成人之間的青少年讀者群的市場空白, 緊接著, 類似定位的雜志層出不窮, 刮起了一陣創辦個人雜志的狂潮。如張悅然在2008年所主編的《鯉》系列, 顏歌在2009年主編的《NOVA》以及韓寒在2010年創刊發行的《獨唱團》等。張悅然曾坦言:“雜志的氣質或者性格, 也是主編和編輯的性格。”[7]這些雜志借助作家們極富特色的個人品牌效應, 在創立之初都取得了很大的反響。這種反響不僅表現在雜志的銷量上, 同時表現在這些明星主編們通過組建志同道合的合作團隊來創作和發表與自身風格相近的作品。如郭敬明旗下的安東尼、七堇年、笛安等一系列作家都與郭敬明“明媚而憂傷”的風格極為相似。這就使得“80后”作家們的個人品牌效應不僅在“讀者”這一端產生作用, 同時輻射到“作者”, 進而影響了整個文學的創作和傳播過程, 促進了一種新的文學范式的生成。

  三、“80后”作家個人品牌效應及文學新時尚對文學發展的影響

  (一) 生成新的文學生存范式

  現當代文學的生產模式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四時期。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 在救亡圖存的主旋律之下, 一大批有識之士試圖通過文學來療救國民心靈, 他們組建文學社團, 創辦文學雜志, 發表文學評論, 進而形成了現代以來以文學寫作、文學期刊、文學評論為主要流程的文學生產機制。一百多年來, 文學一直是以這樣的模式而存在的。因此, “80后”作家們對于文學發展的意義不僅在于生產出了新穎的文學作品, 還在于提供了一種新的文學生存范式, 即以個人品牌和文學時尚來推動文學的發展。

  在個人品牌和文學時尚的推動下, 原本文學生產中至關重要的“文學評論”一環被相對弱化, 取而代之的是“流通”和“消費”。“80后”文學以粉絲的瘋狂追隨和網絡的狂歡式互動反饋取代了文學評論的位置, 形成了新型的文學生產機制:不僅是創作, 作家本人還參與到出版和營銷的環節中。“80后”作家們打破了傳統文學對于市場的回避和鄙夷, 坦坦蕩蕩地直面市場。在他們的眼中, 市場和文學并非不可兼容的, 而是可以相互促進的。尤其是在市場經濟日益發達的當今社會, 這一態度極具有前瞻性, 對于市場的偏見和恐懼只會讓文學日趨邊緣化, 而難以煥發出生機, “要產生優質的文學, 需要的不是排斥, 而是接納和引導”[8] (P21) 。縱然“80后”作家們通過個人品牌和文學時尚所掀起的文學新熱潮存在著諸如創作水平相對較低、過度消費化等不足, 但其所展現出的嶄新的文學生存范式卻為今后文學的發展提供了一種有力的借鑒。

  (二) 文學重回大眾視野

  自新文化運動以來, 文學在社會中一直保持著相當的影響力。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 人們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和文化態度都發生了轉變, 電視、網絡滲入生活, 使人們對于文學的期望值日趨降低。文學不僅離開了中心, 不再具有轟動效應, 而且越來越少的人有耐心來閱讀文字, 越來越少的人能夠靜下心來體味文學的醇香, 文學漸漸淡出大眾的視野。

  在這種情況下, “80后”作家主動將文學與市場相結合, 通過市場化、消費化的運營方式, 以品牌的號召力和時尚的推動力促使文學重回大眾視野。據統計, 自從第一屆新概念作文大賽捧紅了韓寒, 第二年的參賽人數立刻成倍增長, 截至第七屆新概念作文大賽, 參賽人數更是達到了七萬人之多。舉辦該比賽的《萌芽》雜志的發行量也由原先的一萬多冊迅速增長到幾十萬冊, 在當時的原創文學刊物中遙遙領先。2000年, 韓寒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三重門》更是創下了200多萬冊的銷售記錄, 成為中國近20年來銷量最大的文學作品之一。不僅如此, 郭敬明的長篇小說《悲傷逆流成河》《1995-2005夏至未至》和《幻城》均超過百萬銷量, 《小時代》系列則高達三四百萬。在這些令人驚嘆的數字背后, 所表現出來的不僅僅是出版行業的復興, 更是越來越多的人在關注文學。有銷量就意味著有受眾, 銷量越大受眾也就越多, 當閱讀文學作品的人多起來了, 文學自然而然地回到了大眾的視野。

  (三) 過度膨脹導致內涵缺失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樣, “80后”作家的生產和運營模式對文學的發展也產生了一些負面的影響, 即過度膨脹所帶來的作品內涵的缺失。[9] (P51) 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首先, 以粉絲的追隨和討論來代替傳統文學生產機制中的文學評論, 使得“80后”文學所接收到的反饋都是來自年紀較小、心智和學識不甚成熟的粉絲的盲目追捧[10] (P9) , 而缺乏專業人士精辟獨到的見解。“批評”“評論”的長期缺席, 有礙于文學發現自身的不足而最終無法獲得進步。其次, 準入門檻低。傳統的作家在名聲大噪之前要先在一些地方刊物上發表作品, 從地方刊物到中央刊物, 這樣一路走來, 作品的水平自然也有所保障。而“80后”作家則是直接與商人、出版社打交道, 經過媒體運作來將作品推向大眾, 這就使得文學的準入門檻大大降低。一些“80后”作家把網絡作為直接發表作品的平臺, 作品不經過專業人士的評估和審核就直接面向讀者。這種“低門檻”創作使得“80后”文學作品整體水平偏低, 大多缺乏深刻內涵, 注水、嘩眾取寵成分較大。最后, “80后”文學大多風格雷同, 缺乏新意。“80后”作家們所創辦的個人品牌雜志, 便是其模仿者的聚集地。如郭敬明的《最小說》團隊, 始終有意識地保持著旗下作家柔弱而又憂傷的氣質, 以向郭敬明本人靠攏, 就連作品也大多相似, 難以分辨。一味的模仿必定會導致文學作品內涵的缺失, 并對文學寫作的自由探索和創新產生不良影響。

  “80后”作家從出現至今已有近二十個年頭, 在不斷的成長和實踐中, 他們從一開始的不被認可、飽受爭議, 最終獲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在此過程中, 個人品牌得以形成和發展, 文學時尚得以建構和風靡。品牌引發時尚, 時尚推動新生。文學應當是開放的, 而不是孤島式的, 更多的問題應當被納入其中以使其被更多的人閱讀、思考、接納。同時, 文學也應當是多元的, 作家品牌與時尚之間的交流是文學朝著多元化發展的一條嶄新的路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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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賽麗.“80后”作家個人品牌與文學時尚的關系[J].三明學院學報,2019,36(03):5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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