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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樺文學作品中的精神內涵探析

時間:2019-07-16 來源:信陽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作者:沈文慧 本文字數:10303字

  摘    要: 著名作家白樺一生命途多舛, 然而, 不管經歷怎樣的艱難坎坷, 他對祖國、對人民的赤子之心始終不改, 對真理、對正義的孜孜追求始終不改, 對至真、至善、至美的深切呼喚始終不改, 對一切假、丑、惡的犀利剖析和尖銳抨擊始終不改。這是白樺文學一以貫之的生命底色和最為寶貴的精神品質。他的作品扎根于現實土壤, 飽含苦難與憂患, 又涌動著青春的激情和浪漫, 既是思想者的孤獨道白, 也是大愛者的深情傾訴。

  關鍵詞: 白樺; 文學作品; 精神品質;

  Abstract: The famous writer, Bai Hua, experienced many ups and downs in his life.No matter how many difficulties he had gone through, he was always sincere to his country and the people.He never gave up the pursuit of truth and justice, and he never abandoned his love for perfection and beauty.He criticized and attacked all the false, ugly and evil things.These are the most precious spiritual qualities of Bai Hua's literary works.His works are rooted in the soil of reality.They can not only reveal the suffering and sadness, but also demonstrate the passion and romance of the youth.Moreover, his works are like the narratives of a lonely thinker or a generous lover.

  Keyword: Bai Hua; literary works; spiritual qualities;

  2019年1月15日, 白樺先生與世長辭, 享年89歲, 這位從豫南大地走出去的著名作家, 給世人留下了豐厚的文學遺產。《白樺文集》 (四卷) [1]涵蓋了詩歌、散文、戲劇、小說和文學評論等多種文體類型, 每一種均有不凡之作。繆斯女神對白樺格外鐘愛, 慷慨大方地賦予他充沛的文學才華, 他是真正的文學多面手。仿佛是與繆斯女神唱反調, 命運女神眷顧的甘霖卻極少拋灑到白樺身上, 他一生命途多舛。然而, 不管經歷怎樣的艱難坎坷, 他對祖國、對人民的赤子之心始終不改, 對真理、對正義的孜孜追求始終不改, 對至真、至善、至美的深切呼喚始終不改, 對一切假、丑、惡的犀利剖析和尖銳抨擊始終不改。這是白樺文學一以貫之的生命底色和最為寶貴的精神品質。

  一、世界以痛吻我, 我報之以歌

  1930年11月20日, 白樺 (原名陳佐華) 與其胞兄葉楠 (原名陳佑華) 誕生于河南省信陽縣 (現平橋區) 中山鋪。若干年后, 兄弟二人雙峰并峙, 交相輝映, 被譽為中國文壇的“雙子星座”, 在國際上, 有“中國文壇兩棵長得一樣的樹”之美譽, 堪稱中國當代文壇的一道獨特風景。其父陳錫元生于民國初年, 幼小投軍, 起于行伍, 退為鄉紳, 在家鄉買田置地, 興辦實業, 并熱心公益和文化事業, 深得鄉鄰尊重。1939年日本侵略者占領信陽, 陳錫元被日軍抓捕, 堅拒出任偽職, 是年冬, 被日本憲兵秘密活埋。父親去世后, 母親含辛茹苦地拉扯他們長大, 千方百計供養他們讀書。父親的愛國精神和反抗精神, 母親的慈愛與堅韌品格, 在幼年白樺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烙印。熱愛祖國、報效祖國成為他的終生追求, 也是他文學創作的永恒主題之一。

  1945-1947年, 白樺就讀于河南省立信陽師范學校, 期間, 參加了由豫南進步學生組織的“人民文藝社”, 并在《豫南民報》主編文藝副刊《學生筆》 (其刊頭為白樺創作的木刻) , 發表雜文、散文、詩歌等作品。1947年秋, 參軍入伍, 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原野戰軍陳賡兵團四縱13旅, 開始軍旅生涯。先后參加過淮海戰役、渡江戰役及解放江南、西南等諸戰役。194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擔任過宣傳干事、教育干事、師俱樂部主任等職, 1952年調至賀龍元帥身邊工作, 曾任昆明軍區創作組組長。1954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從事專業創作。1956年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創作室創作員。

  20世紀50年代中期, 白樺佳作迭出, 相繼出版了短篇小說集《邊疆的聲音》《獵人的姑娘》、抒情詩集《金沙江的懷念》、長篇敘事詩《鷹群》《孔雀》、中篇小說《山間鈴響馬幫來》等廣受好評的作品。可是好景不長, 1958年風云驟變, 厄運降臨, 白樺被劃為“右派”, 開除黨籍、軍籍, 調至上海八一電影機械廠當鉗工, 被迫擱筆。1961年, 調任上海海燕電影制片廠任編輯、編劇。1964年, 重新入伍, 調至武漢軍區話劇團任編劇。1979年獲得平反, 恢復黨籍, 在武漢軍區文化部工作。

白樺文學作品中的精神內涵探析

  新時期以來, 白樺的創作進入二度輝煌期。1977年完成話劇《曙光》編創, 同年秋, 由武漢軍區話劇團和中國話劇團聯袂演出的同名話劇在北京、上海、武漢等地公演, 引起轟動。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 白樺以長詩《陽光, 誰也不能壟斷》唱出人民的心聲和時代強音:“蘇醒了的鷹/怎么能容忍窒息和黑暗?成長著的血肉之軀/必須沖破束縛, 現狀已經不能使我們羽翼豐滿。”“真理是人民的共同財富, 就像太陽, 誰也不能壟斷”1。中國作協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組織詩歌朗誦會, 3萬多人為這首詩歡聲雷動、激情澎湃。還有歌唱愛與生命的詩歌《頌歌, 唱給一只小鳥》、贊美追求光明的《追趕太陽的人》、回憶崢嶸歲月的《雪原落日》等, 這些詩作以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唱出時代最強音, 無不給人以啟迪和震撼。1981年5月, 詩歌《春潮在望》獲1979-1980年全國中青年詩人新詩獎。

  然而, 困厄再一次與他不期而遇。1980年底, 白樺與彭寧合作的電影文學劇本《苦戀》由長春電影制片廠攝制完成。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 盡管已經進入“新時期”, 但“乍暖還寒”, “戴帽子”“打棍子”“上綱上線”的文學批評模式和思維慣性依然在很多人腦中頑固存在。《苦戀》對“文革”時期知識分子不幸遭遇的真實再現、深刻思考和尖銳質疑在新時期文壇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成為當時思想領域的一個焦點事件。首先發難的是《解放軍報》, 1981年4月20日, 該報以通欄大標題刊發特約評論員文章《四項基本原則不能違反———評電影文學劇本<苦戀>》, 文章結論危言聳聽:《苦戀》反映了“存在于少數人中的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資產階級自由化以至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潮”[2]。隨后全國10多家報刊轉載或配合發表批判文章。聲勢浩大的批判陣勢, 讓剛從“文革”走出、余悸未消的文藝界頗為不安, 時任《文匯報》總編輯馬達的觀點頗有代表性:“這樣打棍子, 從政治概念出發, 用政治原則代替文藝批評, 人們是不能接受的。我們報紙不能轉載這樣的評論, 如果一定要評論, 我們可以自己寫一篇文藝評論。”[3]235《文藝報》《文匯報》《人民日報》拒不轉載批判文章, 表達了它們對亂打棍子、亂扣帽子的不滿。事態發展引起了鄧小平、胡耀邦的關注, 在“關于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中, 鄧小平指示:“《苦戀》有問題, 應該批判, 但評論文章說理不充分, 有些方法和提法考慮不周, 《解放軍報》對《苦戀》可以不再批了。《文藝報》要寫出質量高的好文章, 對《苦戀》進行批評。你們寫好了, 在《文藝報》上發表, 并且由《人民日報》轉載。”[4]389-393胡耀邦也認為《苦戀》“是不健康的, 有害的。但軍報那種批評的措辭, 用的方法不穩妥”。他特別強調:“發表批評文章一定要用個人名義……要把批評作品和批評作者分開, 不要混在一起。要充分說理, 不要全國報紙一起登……不要強制人家轉載。”[3]250鄧小平、胡耀邦二人關于《苦戀》的“談話”及時制止了事態的進一步擴展, 也為新時期如何開展健康的文學批評確定了原則、指明了方向。

  后來, 在周揚、張光年、賀敬之等人的精心組織下, 由唐達成、唐因執筆, 歷時3個多月, 寫出《論〈苦戀〉的錯誤傾向》一文, 在《文藝報》上發表, 10月7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11月底, 白樺以給《解放軍報》和《文藝報》編輯部寫信的方式對批評進行了回應。在信中, 白樺分析了自己思想觀念上存在的矛盾、偏激、片面等問題以及彌漫于心的“迷惘和孤傲情緒”, 反省自己“對十年動亂和十年動亂后留下的后遺癥缺乏正確的觀察、判斷”。隨后, 《人民日報》轉發了該信, 歷時2年的“《苦戀》風波”漸趨平息。

  “《苦戀》風波”終于以正常的文藝批評方式結束, 成為“文革”后思想文化領域撥亂反正、使文學批評脫離“政治批判”回歸“文學批評”之正途的明證。它得益于鄧小平、胡耀邦兩位卓越領導人的正確引領, 也得益于思想解放的時代大潮, 它見證了中國共產黨對意識形態領域治理、管控方式的轉變, 標志著執政黨領導文藝方式的重大調整, 即用文藝的方式指導文藝, 而不再是簡單粗暴的行政干預和上綱上線的政治批判, 更昭示了時代的發展、社會的進步、思想的活躍和文化的多元。2008年, 白樺接受《南方周末》記者訪談時說:“《苦戀》的本意是呼喚人性的復歸, 是表達祖國的苦戀者們的苦難歷程與真誠心跡。”“我以為它既是歷史的產物, 就讓它歷史地存在吧。它如果真的有生命力, 它就會存活下來。它的魅力除了它的內涵, 也應該包括它的局限和它出生時的如晦風雨”[3]123。2013年12月, 電影劇本《苦戀》入選“《十月》創刊35周年最具影響力作品獎”。經過歲月的洗禮和歷史的沉淀, 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藝術魅力終于為世人所認可。

  20世紀80年代至新世紀前10年, 白樺始終保持著旺盛的創作激情和銳意創新的藝術活力, 每年都有佳作面世, 其中, 《藍玲姑娘》《遠方有個女兒國》《哀莫大于心死》《一首情歌的來歷》《小鳥聽不懂大樹的歌》《每一顆星都照亮過黑夜》等小說、《追趕太陽的人》《從秋瑾到林昭》等抒情長詩、《吳王金戈越王劍》《李白與杜甫》《孔雀公主》等劇本廣受好評。同時還發表了《作家的使命感與文學的未來》《中國當代文學的失落與復歸》《什么是最好的文學》《創作、反響和建議》《文學創作必須自由》等大量隨筆、創作談和文藝評論, 申述自己的文學觀, 探討當代文學的得與失, 呼喚創作自由, 總結創作規律, 具有珍貴的文學和思想價值。白樺還多次應邀參加國際寫作交流活動, 先后出訪蘇聯、美國、法國、比利時、荷蘭、德國、日本、奧地利、澳大利亞、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多個國家, 其作品亦以英、法、德、日、俄、韓等多國文字在海外發表和出版, 贏得了廣泛的國際聲譽。

  “歲寒, 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 白樺經歷了各種風浪與坎坷, 然而, 正如他的名字一樣, 始終剛毅堅卓, 默默堅守, 著名作家王安憶這樣描述白樺的性格:

  白樺是天真的, 這似乎不可能, 他經歷了世事變遷, 世態炎涼, 他的天真何以保持著?白樺是簡單的, 這也不可能, 他所身在的歷史社會是復雜的, 應對起來需要用極心力與心智。白樺又是熱情的, 這就更讓人不安了, 因為他的遭際每每使人沮喪, 他的熱情從哪里來呢?這些仿佛都源自于他的理想。

  那么讓我們再來分析一下白樺的理想終究是什么?大約是一種希望, 希望世界變得更好, 人變得更好。這希望是那樣殷切, 以至于可以忽略許多失望而不計。[5]

  是的, 世事變遷和世態炎涼都不能更改白樺的天真、簡單和熱情, 因為“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理想和希望如此執著和殷切。“世界以痛吻我, 我報之以歌!”, 印度詩人泰戈爾的詩句用之于白樺, 是再合適不過的。

  二、沒有思想就沒有文學

  時間回溯至1978年, 剛剛走出“文革”噩夢的文藝界終于迎來了文學的春天, 但什么能寫什么不能寫?歌頌還是暴露?很多人忐忑不安、猶疑不決———畢竟陰霾剛散, 人們的心靈和精神還沒有從沉重的壓抑和桎梏中徹底解放。白樺則既不彷徨亦不觀望, 而是旗幟鮮明、堅定勇敢地亮出自己的文學觀, 他深入探析“為什么寫”“如何寫”“寫什么”以及作家的精神品格等文學的本質性問題, 以理服人、以情動人, 學理性與藝術性相融相合、相得益彰。

  在發表于1978年8月的《我們的創作基點》一文中, 白樺開篇提出問題:“我們為什么寫戲、寫詩、寫小說?”“這是個最根本的問題”, 是“我們創作的基點”, “我們這一代文藝工作者”之所以“走了很長一段彎路”, 就是因為“沒有把為什么寫戲這個最根本的問題搞清楚”。確實, “為什么寫”即寫作的價值觀問題關乎一切文藝實踐的“初心”和“歸宿”, 是文藝活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早在1942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 毛澤東就強調:“為什么人的問題, 是一個根本的問題, 原則的問題。”“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 其他許多問題也就不易解決”。“文革”10年, 文藝被政治綁架, 成為黨同伐異、謀取私利的工具和手段, 大批優秀作品被禁錮, 公式化、概念化、假大空文學盛行。白樺明確提出“為什么寫”的問題, 可謂抓住了文學“撥亂反正”的關鍵。他強烈譴責那些靠“打棍子”往上爬、靠辨認風向出風頭的“文藝家”, 熱切呼吁:“我們創作的基點是:對人民負責!對歷史負責!”“如果我們不是為了對今天的生活表態, 不是為了促使人類社會的前進, 促使經過千辛萬苦才建立起了的社會主義國家更加完美, 我們寫戲干什么呢?”將“對人民負責!對歷史負責!”作為文學創作的基點, 體現出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高度的責任感。“文革”結束后, 白樺的創作激情如巖漿噴涌, 那是在“漫長冬夜等待春天”的過程中反復醞釀、深度思考的結晶, 是多年被迫沉默后的爆發, “有人說, 白樺寫得太多太快了。他說:我迫切要求傾吐, 這是一個作家的責任”[3]155。

  發表于1977年第9期《人民戲劇》上的話劇《曙光》, 在粉碎“四人幫”一周后就創作完成, 該劇與劉心武的小說《班主任》、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并稱為新時期文學“三只報春的燕子”, 開啟了“反思文學”的先河。《曙光》取材于真實歷史:20世紀30年代, 洪湖革命根據地因執行“立三路線”和“王明路線”, 在革命內部實施殘酷的“肅反”, 導致大批革命志士被無辜殺害, 革命根據地落入敵手。以賀龍為首的紅軍將士不僅要與國民黨反動派在戰場上做殊死較量, 還要與黨內“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做尖銳斗爭, 因而付出了慘重代價。當時, “四人幫”剛剛垮臺, 思想界還在“反右”, 反“左”還沒提出來, 《曙光》的出現無異于“怪物”, 有人說“這是一部共產黨殺共產黨的戲”, 很多親人、同志給白樺做工作, 要他撤回劇本, 但他沒有動搖。那時, 他還沒有恢復名譽, 社會地位卑微。他說:“這個戲以歷史的教訓來告誡未來!要正視路線斗爭的歷史教訓。”在白樺看來, “總結歷史經驗, 正視歷史教訓”是現階段最迫切的問題, 也是他要跟全國人民高喊的一句最重要的話。他以歷史唯物主義和革命現實主義為創作原則, 著力再現那段血雨腥風的真實歷史, 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 直面并藝術呈現中國革命歷程中的這段歷史悲劇。他并沒有“神化”賀龍———盡管他非常敬重他。“我們不能要求賀龍同志在那個歷史時期做他做不到的事情”, “賀龍同志的地位和他的歷史條件決定了他不能解決全黨的路線問題, 也不可能在一個局部地區、一支軍隊里解決路線問題, 只能抵制、削弱它的影響, 不可能根本地解決”[6]。

  打破文藝教條主義, 有識無膽不行, 有膽無識也不行, 白樺膽識兼備, 因而能夠站在新時期思想解放的潮頭浪尖。他特別看重作家的思想深度和作品的思想性。在1979年4月的詩歌創作座談會上, 白樺慷慨直言:“今天我們的詩是思想多了嗎?不, 我們不能把口號等同思想。我認為我們今天的詩, 思想少了, 廢話多了, 一首詩哪怕有一句是人民群眾想說的話, 有一句剖析了現狀, 提出了問題, 預見了未來, 就是有思想的詩。”“任何一位大詩人, 無不是由于他們的詩充滿了思想的力量, 才成為大師, 沒有任何一首只有美麗辭藻的空洞的詩歌能夠流傳下來。我們從他們的詩里, 能感受到他們那個時代的脈搏, 以及他們那個時代對今天仍然有著教育意義的思想的結晶”[3]46。顯然, 白樺所說的“思想”絕不是空洞的口號, 更不是政治教條, 而是來自作家對歷史和現實的正視、審視與深思, 使文學真正擺脫對政治的依附和盲從, 在藝術“自律”和“他律”的辯證統一中, 創作出“充滿思想和美的光輝”的作品, 真正做到對歷史、對人民、對黨負責。1983年, 在討論電影時, 他再次強調:“作品的大小既不在于它的篇幅, 也不在于是多么有趣, 而在于它包含有多少詩意的, 思想的光輝。”[3]71將“思想的光輝”和“詩意的光輝”并置, 而非強調一點不及其余, 體現出白樺文學觀的辯證特征。孔子曰:“質勝文則野, 文勝質則史, 文質彬彬, 然后君子。”孔子講的是“君子”之道, 亦是“為文”之道。別林斯基說:“不管一首詩歌充滿著怎樣美好的思想, 不管它多么強烈地反映著現代問題, 但如果里面沒有詩歌, 那么, 它就不能夠包含美好的思想和任何問題, 我們所能看到的, 充其量不過是執行得很壞的美好的企圖而已。”[7]414-415毛澤東說:“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 內容和形式的統一, 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 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 也是沒有力量的。因此, 我們既反對政治觀點錯誤的藝術品, 也反對只有正確的政治觀點而沒有藝術力量的所謂‘標語口號式的傾向。”[8]習近平認為, 文藝精品之所以“精”, 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可見, “文、質”兼美, 思想性與藝術性的有機統一, 是中國傳統美學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共識。白樺呼吁文學作品要充滿“思想和美的光輝”, 是對“文革”期間政治綁架文學的矯正和反撥。

  著名詩歌評論家謝冕先生曾對白樺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詩歌進行了細致解讀, 認為白樺的詩風較之50年代有很大改變, “詩人的才華, 集中地通過他對于時事尖銳抨擊和熱情的闡發顯示出來……他的思考具有深刻的歷史使命感。……他追求的是‘有思想的詩’”[3]173。從書寫“適應性文學”到試圖用文學“糾正生活”, 白樺作為一個“覺醒”了的現代知識分子, 堅定地走在求真之路上, 其詩歌充滿了正義感、反思精神和批判激情[9]。白樺歷時10年創作的抒情長詩《從秋瑾到林昭》是“有思想的詩”的典型代表, 是古稀之年的白樺為紀念辛亥革命女英烈秋瑾和與她有同樣為真理獻身精神的當代女詩人林昭的泣血之作, 是我國當代詩歌史上的一首閃爍耀眼光芒的悲情史詩。白樺濃墨重彩地刻畫了百年中國兩位美麗、剛毅的女性:一個曾用“那雙白皙的手引爆雷電/使得紫禁城內外一片狼藉”, 一個“在絕對禁錮中探索思想/在完全孤獨中追求自由”。她們猶如兩座巍然的豐碑矗立在20世紀中國的精神巔峰和思想高地。如果說, 秋瑾是用自己的鮮血和頭顱來推翻腐朽的國家政體, 那么, 林昭則是以自己的生命代價沖破思想牢籠, “偏偏冒天下之大不韙/去觀察被封鎖、被凍結的大地”。相較這兩位“可怕的異端”, “林昭比秋瑾要艱難得多/林昭比秋瑾要孤獨得多”, 因為“她發現/大多數中國人的眼眶里都沒有眼珠/億萬人只能瞪著空洞的眼眶/按照一雙眼睛來認知世界”。林昭的卓然不凡, 就在于她“不愿放棄思考”“她對那顆超自然的太陽/產生了理所當然的懷疑”。全詩激情澎湃, 凝練莊嚴, 雄渾悲壯, 引領讀者一同表達對屈死者的懷念, 讓茍活者懺悔。它凝聚著詩人的真誠、激情與膽識, 富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詩人屠岸說:“《從秋瑾到林昭》將在中國新詩史———不, 中國詩史———上, 占據重要地位。作為一名讀者, 如果他的血還有一點熱度, 如果他的心還有一點紅色, 那么他讀這首詩時, 就不可能不流眼淚, 不可能不思考, 不可能不自省!”“就這首詩所達到的思想高度和藝術深度而言, 它抵達到一個幾乎空前的水平”[10]90。“真的猛士, 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 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 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魯迅先生的話是白樺精神風骨的真實寫照, 也是他九死無悔的選擇。

  人, 砸碎別人強加的精神桎梏比較容易;砸碎自己給自己套上的枷鎖卻很難, 因為自認為那是閃光的項鏈而不覺得沉重。在大轉折時代, 文學要具有“思想解放運動的鋒芒”, 前提是作家本人的自我解放, 只有打碎各種精神枷鎖尤其是自己套上的精神枷鎖, 才能真正擁有自由與自信, 才能突破各種窠臼陋習、條條框框, 形成自己的創作個性。“詩人的個性是詩人的自我, 沒有個性的文藝作品是不存在的。……如果詩里沒有‘我’, 詩歌哪能有個性?哪能百花齊放?”[3]47白樺心儀那些清醒、洞察世事而痛苦的知識分子, 他引用羅曼·羅蘭的話說:“世界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便是注目世界的真面目———并且愛世界。”[3]85他終身敬仰魯迅先生, 敬仰他不屈從而且竭盡全力高聲吶喊的精神品格。“真正的詩人是沒有媚骨的!”這是白樺對詩人的定義, 他寧愿去歌頌民主墻上的一塊磚頭, 也不刻意去歌頌什么救世主。晚年的白樺回顧自己20世紀50年代的作品頗為遺憾:“早年的詩歌散文都比較平面化, 沒有認真地把筆觸轉向人們的內心、人性的本來面目。……沒有把生活的復雜性、深刻性寫出來, 我感到很遺憾。”[3]145對《山間鈴響馬幫來》這部廣受歡迎的作品, 白樺的自我評價卻不高, 認為自己沒有寫出生活的復雜性和深刻性。魯迅先生說:“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 然而更多的是無情地解剖我自己。”白樺正是在無情地解剖自己的過程中實現自我解放和自我超越。

  三、唯愛、唯美、唯藝術

  “生命的價值是愛的深與淺, 絕不是時間的短和長”, 這是經歷了戰爭洗禮和“文革”磨礪之后, 白樺對生命價值的認知。他在詩中吟詠:“我并不想做一個勝利者, 只愿做一個愛和被愛的人。”他在看來, 作家、藝術家如果失掉了愛, 他的作品就干巴巴的。終其一生, 白樺始終保持著對愛和美的執著信念和堅定追求, 唯美、唯愛、唯藝術, 是貫穿白樺作品的一根紅線。無論時事變遷, 身在浪尖或谷底, 他展示給你的總是淺淺的笑容, 無怨無尤的一個硬朗的背影———風度翩翩, 瀟灑優雅, 才情橫溢, 他固有的善良、堅強、摯愛、天真、浪漫、單純等性格特征在坎坷歲月的磨礪下, 發出愈發炫目的光芒。他將自己對愛與美的執念熔鑄在作品中, 形成震撼人心、雋永悠長的藝術魅力。正如他的自述:“人類在歷史的進程中, 每一天都有那么多豪邁, 都有那么多慘烈, 那么多生離死別, 那么多荒誕, 那么多的追求, 那么多的無奈。無論是昨天、今天、還是明天, 無論哪種情狀, 即使是隔著時間的層層霧靄, 我都會覺得美不勝收, 那是一種蒼涼的美。我多么希望把我看到和感受到的美盡可能都寫出來!”[11]49

  在中國電影文學史上, 白樺的《今夜星光燦爛》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存在, 作品最早發表于《收獲》1979年第2期, 次年即被著名導演謝鐵驪搬上熒幕。影片以淮海戰役為背景, 以農村姑娘楊玉香在戰斗中的成長歷程為主線, 頌揚了青年戰士們在那場改變千百萬人命運的正義戰爭中所表現出的犧牲精神和高貴品質, 如同一首“悲歡交集”的革命抒情詩, 意境深遠, 韻味雋永, 沁人心脾。白樺摒棄了“宏大戰役、卓越將領、偉大勝利、高大全人物”等中國戰爭題材影片的常見模式, 將敘事重心聚焦于戰爭中的青年人, 將筆觸深入到這些青年的靈魂深處, 寫他們的質樸、堅強、美好和犧牲, 讓殘酷的戰爭燭照他們純真、透明的心靈。正如白樺所言:“雖然我只寫了幾個人, 但實際上是一代人, 他們都是英雄, 又都是當時非常普通的人, 正直、單純、心地善良、勇于追求、勇于幻想……我寫了一群好人, 互相愛著, 和星光那樣互相照耀著, 互相影響著, 互相推動著, 互相震撼著各自的心靈。……不僅讓中國人也讓外國人知道中國這個民族的文化素養和豐富的感情、高尚的情操。”[3]54老作家馮牧贊譽它“是一部由于它所具有的美好的思想境界而能夠提高和豐富人們的思想境界的影片”, “能夠使我們深切地感受到那種有血有肉的人們所具有的思想、心靈和性格的力量”[3]194。白樺的詩人氣質賦予影片濃郁的抒情色彩, 事實上, 影片整體上是“向內”而非“向外”的, 淡化外在的戲劇性矛盾沖突, 著力表現人物內在的情緒情感運動, 人物的心理邏輯成為敘事的邏輯基礎和結構性力量。白樺以親切的柔情為那些犧牲的戰友們唱出最真摯深情的歌謠, 但不是悲壯的哀歌, 而是激情的頌歌。作品在主旨、人物、風格等方面實現了對中國革命戰爭題材影片的拓展與突破。

  長篇小說《一首情歌的來歷》在俄羅斯套娃般的結構中, 在對云南民歌《小河淌水》來歷的追溯中, 在對真情的追慕與抒寫中, 在極具民俗色彩的情境和詩情畫意的境界中, 講述一個個感天動地的愛情故事, 謳歌愛的忠貞與執著, 是作家發自內心的愛情呼喚, 使作品成為一部可歌可泣的愛情交響曲。以中篇小說《藍鈴姑娘》為代表的邊地傳奇系列, 以超凡的想象力, 離奇的故事, 唯美的愛情, 濃郁的民族文化, 構造出亦幻亦真的藝術境界, 再次引起文壇的矚目與驚嘆。小說中那個殘暴的雪松頭人與溫柔的藍鈴姑娘合二為一的神秘形象, 讓人不覺想起梅里美的卡門。藍鈴姑娘集“冰火”于一身, 白晝為飛揚跋扈的部落頭人, 夜晚則為柔順如羔羊的癡情少女。她雖將兩個角色飾演得天衣無縫, 最后卻因情之所鐘, 秘密敗露, 以死殉情。如此詭譎瑰麗的想象力和愛恨分明的奇女子形象, 讓人難以忘懷;白樺的筆觸驅遣自如, 極盡張弛之能事, 時而熱烈, 時而冷漠, 時而天真, 時而詭譎, 時而顧盼多情, 時而殺人不見血。這樣純正的“浪漫傳奇”在當代文學中實不多見。小說結尾陡然翻轉, 出人意料, 藍鈴姑娘果斷舍棄頭人權位, 還原她本真的女兒樣態, 毫不猶豫為愛殉情, 她以生命為代價, 最終擺脫了金錢、權勢、虛榮等因素對人類自然本性的束縛、壓抑和扭曲。作品以濃烈的悲劇彰顯了“愛”的強大力量———源于人類自然本性欲求的純真之愛最終升華為抵抗人性異化的解放性力量。這正是《藍鈴姑娘》這部邊地浪漫傳奇的深刻之處, 也是白樺對“愛”與“美”的篤信和贊頌。

  四、結語

  白樺從血雨腥風的戰場走來, 歷經“反右”和“文革”磨難, 盡管命途多舛, 卻始終如昂揚挺立的白樺樹, 在風雨中堅守, 在陽光下歌吟。苦難、抗爭、憂憤, 是他的詩意人生, 熱情、悲憫、自由, 是他的詩意方向, 愈到晚年, 心智愈堅愈凈愈純。他是思考的大樹和思想的精靈, 更是勇于表達和善于表達的詩人。他的文學一頭緊系著自己的良心、熱血和硬骨, 一頭緊系著大地、祖國和人民, 他的作品是思想者的孤獨道白, 也是大愛者的深情傾訴。斯人已去, 精神長存, 白樺的文學遺產尤其是白樺文學的精神品質將會隨歲月的流逝而益發珍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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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屠岸.為《從秋瑾到林昭》致白樺[J].炎黃春秋, 2016 (3) :90-91.
  [11]白樺.簾外夕陽[J].中文自修, 2008 (9) :47-49.

  注釋

  1 文中引用沒有標注頁碼的, 均出自《白樺文集》 (四卷本) , 上海文藝出版社, 2010年版。

    沈文慧.論白樺文學的精神品質[J].信陽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39(04):10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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