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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據保理資產證券化的法律優勢和合規性分析

時間:2019-07-19 來源:吉林金融研究 作者:程平 本文字數:7339字

  摘    要: 相比常規的保理以及一般的票據資產證券化業務, 票據保理資產證券化具有獨特的法律優勢。票據保理的交易結構下, 呈現“直接票據保理”、“先保理后票據”、“先票據后保理”這三種交易模式。伴隨著保理資產證券化的迅猛發展, 以票據保理債權作為基礎資產進行資產證券化具有操作可行性。為促進票據保理及其資產證券化的發展, 應當修改《票據法》第10條, 明確對于票據無因性的規定。此外, 健全應收賬款轉讓法律制度, 規范票據保理資產證券化。

  關鍵詞: 票據保理; 票據無因性; 資產證券化; 應收賬款轉讓;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factoring and general bill asset securitization business, bill factoring asset securitization has a unique legal advantage. Under the transaction structure of the bill factoring, the three transaction modes of “direct bill factoring”, “first billing after billing” and “first bill after factoring” are presented. Alo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factoring asset securitization, asset securitization with billing factor as a basic asset is operationally feasibl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bill factoring and asset securitization, Article 10 of the Bills Law should be amended to clarify the provisions on the non-inclusion of bills. In addition,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for the transfer of accounts receivable and standardize the securitization of billing factor assets.

  Keyword: Bill Factoring; Bill No Cause; Asset Securitization; Account Receivable Transfer;

  一、引言

  常規保理業務中, 基礎交易合同的債權人將其未到期的應收賬款轉讓給保理商從而獲得保理融資。[1]保理商為加強風險防控、確保融資款項回流, 在開展保理業務之前必須對擬受讓的應收賬款進行確權性審查。然而, 應收賬款確權性審查的過程和內容非常復雜, 保理商囿于法律知識的匱乏和信息掌握的偏差, 通常難以對擬受讓應收賬款的適格性做出有效的評估和判斷, 容易遭受虛假貿易欺詐從而造成利益損害。[2]在此困境之下, 票據保理業務應運而生。相比非常規性的保理業務, 以及一般的票據資產證券化, 票據保理資產證券化的法律優勢十分明顯。在票據保理的交易結構下, 系統探討“直接票據保理”、“先保理后票據”、“先票據后保理”這三種交易模式以及票據保理債權作為基礎資產的合規性, 并基于此提出具體的防控路徑, 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二、票據保理資產證券化的交易結構

  (一) 票據保理的交易結構

  票據是匯票、本票和支票的統稱, 我國票據市場中的票據以商業匯票為主。保理是以應收賬款轉讓為前提, 保理商提供集應收賬款催收、管理、壞賬擔保及融資于一體的綜合性金融服務。保理有商業保理與銀行保理之分, 更有明保理與暗保理之別。[3]借助票據市場的優勢發展保理業務, 結合票據和保理形成的票據保理業務是我國金融市場的重要創新。

票據保理資產證券化的法律優勢和合規性分析

  目前, 我國法律法規尚未對于票據保理作出相關規定。一般而言, 票據保理是指在《保理合同》中約定, 或者在實際履行過程中以票據作為應收賬款支付方式的一種保理業務。票據保理的交易結構, 下見圖1。在票據保理的交易結構下, 主要呈現“票據保理本身”、“先票據后保理”、“先保理后票據”這三種交易模式。?

  圖1 票據保理的交易結構
圖1 票據保理的交易結構

  (二) 票據保理資產證券化的交易結構

  伴隨著我國保理和資產證券化市場的發展和監管政策的完善, 保理和資產證券化相互結合, 保理資產證券化業務迅猛發展。目前保理市場中存在保理商受讓以票據支付的應收賬款進行保理業務, 并將基于應收賬款產生的保理合同債權作為基礎資產進行資產證券化交易。票據保理資產證券化的基本交易結構為, 賣方與保理商之間首先進行票據保理業務, 然后保理商作為原始權益人將受讓的基于應收賬款產生的票據保理債權作為基礎資產轉讓給專項計劃, 并將標的票據質押給專項計劃, 最后由專項計劃發起并設立資產證券化。[4]具體交易結構可以參見圖2。??

  圖2 票據保理資產證券化的交易結構
圖2 票據保理資產證券化的交易結構

  三、票據保理資產證券化的法律優勢

  (一) 票據保理的法律優勢

  從法律角度來看, 票據保理的交易結構將票據支付法律關系引入保理法律關系, 從而使得作為應收賬款受讓人的保理商不僅受到《合同法》為代表的保理相關法律法規保護, 還能作為票據持票人受到《票據法》為代表的票據相關法律法規保護。對于保理商而言, 票據保理的法律優勢集中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 票據的無因性提高了保理商對于應收賬款的審查效率。依據票據的無因性, 合法持有票據的人僅憑票據的文義記載, 就可向票據債務人主張行使票據權利, 而不受票據原因關系的影響。[5]保理業務使得融資對象與還款主體相分離, 以票據作為支付工具則可鎖定核心企業的還款義務不受票據原因關系等其他因素的影響。因此, 保理商取得票據之后即可以主張票據權利, 而不用去特別審查應收賬款是否合法有效, 避免對應收賬款進行復雜的審查確權, 從而提高商事交易效率。第二, 票據保理鎖定了應收賬款的回款路徑。票據法律關系中, 債務人一旦開具票據就對持票人負有到期無條件付款的承諾義務。不同于常規的保理業務, 票據保理因在支付環節引入票據從而改變了回款方式。保理商受讓票據后, 有權要求付款人直接向自己付款, 鎖定應收賬款的回款路徑, 從而把握對應收賬款回款控制的主動權。第三, 票據保理為保理商的再融資提供便利。保理商的再融資是受讓應收賬款之后的通常舉措。相較于常規保理下的應收賬質押融資, 票據支付下的應收賬款質押融資的擔保性更強, 銀行對其接受度更高。此外, 保理商將保理債權作為基礎資產進行資產證券化, 不僅充分發揮了票據資產證券化的優勢, 而且盤活了票據支付下的應收賬款。因此票據保理可以將票據、保理以及資產證券化有效結合, 便于保理商進行再融資。

  (二) 票據保理資產證券化的法律優勢

  資產證券化浪潮席卷金融產品銷售市場的過程中, 票據因具有文義性、要式性、無因性等特殊法律屬性, 從而成為資產證券化重要的選擇對象。票據資產證券化的核心在于基礎資產的選擇, 目前實踐當中選取的基礎資產主要有票據、票據基礎交易債權以及票據收益權。票據作為基礎資產存在真實交易背景限制以及認定為非法貼現的風險, 票據基礎交易關系債權作為基礎資產存在票據權利與基礎權利可能存在競合沖突的困境, 因此目前以票據收益權作為基礎資產進行資產證券化是市場的主流選擇。[6]但是, 以票據收益權作為基礎資產的票據資產證券化的模式下, 票據收益權本身存在混淆買賣與借貸關系, 以合法行使掩蓋非法目的缺陷。而且, 在資管新規的背景下, 此種模式也存在破產隔離的有效性存疑、含有實質剛性兌付條款等風險。[7]

  票據保理資產證券化的業務模式下, 賣方通過保理公司這一“通道”對以票據支付的基礎資產予以確權, 以票據保理債權作為基礎資產, 從而形成“基礎合同—保理合同—票據”的交易結構。此種模式下, 保理商受讓以票據支付的應收賬款是資產證券化的前期階段, 保理商將票據保理債權作為基礎資產轉讓給專項計劃從而實現真實銷售是資產證券化的發生階段, 這兩個階段相互獨立, 互不沖突。以票據保理債權作為基礎資產在有效應對票據、票據基礎交易債權、票據收益權作為基礎資產的缺陷的同時, 創新了票據以及保理資產證券化的業務模式。

  四、票據保理資產證券化的合規性分析

  (一) 票據保理的合規性分析

  1. 直接票據保理

  “直接票據保理”的交易模式下, 債務人向債權人簽發或者轉讓票據從而清償與債權人的應收賬款, 保理商通過與債權人之間的保理合同法律關系受讓票據項下的應收賬款。此種交易模式下, 將票據產生的付款請求權作為應收賬款, 不符合目前我國法律法規對于應收賬款的規定, 而且保理商受讓標的票據的行為還存在被認定為非法貼現的合規風險。

  第一, 雖然《國際保理通則》并未將因票據而產生的付款請求權排除在應收賬款的范圍之外, 但是無論是依據原銀監會頒布的《商業銀行保理業務管理暫行辦法》, 還是商務部頒布的《商業保理企業管理辦法 (試行) 》, 都明確將“因票據而產生的付款請求權”排除在應收賬款的范圍之外。[8]第二, 在缺乏基礎交易關系的前提下, 依據《商業匯票承兌、貼現與再貼現管理暫行辦法》第二條第二款的規定, 保理商通過背書受讓標的票據可能被監管機構認定為票據貼現業務, 進而須取得央行批準的票據貼現資質, 否則可能被認定為非法貼現。此外, 依據《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的規定, 保理商從事非法貼現行為, 不僅在民事上存在無效情形, 還會受到行政方面的處罰, 更有可能構成刑事犯罪。

  2. 先保理后票據

  “先保理后票據”的交易模式下, 保理商與債權人簽訂保理合同之后, 依據保理關系從債權人處受讓應收賬款。隨后在付款日截止之時, 債務人通過向保理商簽發或者轉讓票據從而清償應收賬款。此種交易模式下, 保理商在應收賬款尚未支付時從債權人處受讓應收賬款成為新的債權人。實踐當中, 此種交易模式面臨的最大質疑在于, 依據《票據法》第10條第1款之規定, 真實的交易關系和債權債務關系是票據簽發、取得和轉讓的前提。那么, 保理關系是否可以作為保理商取得票據權利的“真實交易關系”?以及保理商從債權人處受讓票據后, 會否受到票據原因關系的影響而喪失向債務人行使票據權利?

  本文認為基于保理產生的債權債務關系是真實的交易關系, 保理商從債權人處受讓票據后自然可以向債務人行使票據權利, 并且基于票據的無因性, 該權利不受原因關系的影響。理由如下:其一, 保理商受讓應收賬款成為新的債權人的行為, 并沒有改變債的同一性, 保理商基于保理關系亦可受讓原本屬于債權人的票據。其二, 司法實踐當中, 最高法院的判例也明確認可保理公司取得商業匯票的合法性。在 (2015) 民二終字第134號判決書, 最高法院認為票據債務人不能以票據背書轉讓需要真實債權債務關系予以抗辯。因此, 即使保理申請人未實際供貨或者自身未實際使用保理融資, 也不能作為債務人拒絕向保理公司承擔票據責任的理由。

  然而, 此種模式雖然得到票據法理論和司法實踐的支持, 但因涉及債務人參與意愿及配合程度, 可能無法成為供應鏈金融下票據保理的主要模式:第一, 該模式對于債務人的參與意愿和配合程度要求較高。一方面, 保理商受讓應收賬款后, 債務人需配合向保理商出具票據, 而非等到付款日直接付款, 因此可能加重債務人成本。另一方面, 票據的無因性也加重債務人的法律責任, 其可能會沒有意愿或者具有較低意愿配合將商業債務變更為票據債務。第二, 保理商將融資款支付給債權人之后才能基于對價受讓票據支付下的應收賬款。但從放款到取得票據具有間隔, 如果債務人開票意愿發生變化, 債務人的付款義務可能會受到保理基礎法律關系的影響。

  3. 先票據后保理

  “先票據后保理”的交易模式下, 債務人通過向債權人簽發或者轉讓票據清償與債權人之間的應收賬款。然后, 債權人與保理商簽訂保理合同, 保理商自債權人處受讓已用票據支付的應收賬款。為控制交易風險, 保理商一般要求債權人將已經獲得的票據背書轉讓給保理商。此種交易模式下, 債務人已經向債權人簽發或者轉讓票據, 不涉及債務人向保理商簽發票據的參與意愿與配合程度, 僅需債權人配合保理商的融資行為即可, 保理商此時完全可以通過暗保理進行操作。因此, 先票據后保理的交易模式具備供應鏈金融下大規模推廣的可能性。盡管此種交易模式面臨諸多質疑, 但是本文認為其是合法合規的, 具體闡述如下。

  第一, 票據支付后的應收賬款是否已經消滅, 是否可以轉讓?司法實踐當中, 有觀點認為開票之后, 交易雙方之間的基礎交易關系已經清算完畢, 賣方對買方享有的應收賬款由于票據的開立而結算完畢。[9]但是, 此種觀點有失偏頗。債權人取得票據與債務完全得到清償不同, 債權人取得票據后并非一定能夠得到兌付, 如果債權人因票據瑕疵、債務人還款能力等原因未能得到兌付, 而應收賬款又已經消滅, 就會形成債務人不當得利的法律后果。因此, 以票據作為支付工具時, 原因關系中的債務并沒有因為票據的授受而消滅, 而是與票據債務同時并存, 只有票據權利得以實現, 原因關系中的債務才會隨之消滅。[10]因此, 使用票據支付的應收賬款并未消滅, 而是和票據權利同時存在并且可以繼續轉讓。然而, 應收賬款雖然繼續存在, 但是債權人并不能直接對其主張債權, 應收賬款的效力處于暫時的休眠狀態:當債權人持有的票據獲得承兌付款后, 應收賬款消滅。當票據權利經行使未獲得清償或因某種原因不能行使, 債權人才可以行使對應收賬款的權利。[11]

  第二, 保理商能否從債權人受讓應收賬款的同時受讓票據, 是否涉嫌違反票據貼現?從文義解釋的角度審視《票據法》第10條, 債權人將票據背書給保理商似乎并無真實的交易關系和債權債務關系, 保理商也并未給付取得票據的對價。但如上所述, 票據保理中的票據債權與應收賬款債權同時存在且不可分割, 任一債權得到清償的情況下, 另一債權即應當立即消滅。而且, 保理業務項下債權人轉讓給保理商的并不僅僅是應收賬款, 更包括應收賬款相關的全部權利及權益的讓渡, 應收賬款債權相關的票據權利亦屬其中。因此, 保理商取得票據的對價就是保理項下的融資款, 票據的轉讓具備真實的交易關系和債權債務關系。此種票據轉讓行為符合《票據法》的規定, 不同于沒有真實交易背景的非法貼現。但是, 保理商也需嚴格審查保理項下的基礎合同等材料, 避免保理項下基礎法律關系虛假、不真實等情況的發生, 從而涉嫌違法貼現。

  (二) 票據保理資產證券化的合規性分析

  如上所述, 票據保理資產證券化的交易結構下, 以票據保理債權作為基礎資產, 那么票據保理債權是否可以作為基礎資產?本文認為可從以下兩個方面探討票據保理債權作為基礎資產的可能性:第一, 基礎合同與保理合同的內涵和外延不盡相同, ?保理合同的內涵和外延大于基礎合同。第二, 票據雖然作為基礎合同項下的履約, 但是基礎合同項下的履約并不完全等同于保理合同項下的履約, ?那么票據的出票和轉讓可以與保理合同的存續競合。因此, 票據保理債權具有獨立性和確定性, 其具備穩定的現金流并可再次進行轉讓。

  五、完善票據保理及其資產證券化的法律措施

  (一) 修改《票據法》第10條, 明確票據的無因性原則

  票據保理的交易結構下, “直接票據保理”存在被認定為非法貼現的法律風險, “先保理后票據”和“先票據后保理”雖然都是合法合規的, 但是前者對債務人的參與意愿與配合程度要求較高從而存在推廣困難, 因此后者成為供應鏈金融項下主要的票據保理模式。但是, 此種交易模式也面臨挑戰, 其中最為主要的莫過于《票據法》第10條第1款的立法規定, 該條款的存在使我國《票據法》長期陷入是否堅持無因性的爭論。?

  從該條規范的性質出發, 其并不違背票據無因性的基本原則。從體系解釋以及歷史解釋的角度解釋, 我國《票據法》也堅持票據的無因性原則。從最高院的一貫立場來看, 票據法第10條第1款應解讀為宣誓性條款而非效力強制性條款。[12]但是, 無論是法律解釋還是司法實踐, 都不可能忽視《票據法》第10條的規定。特別在上海票交所統一規范電票管理的背景下, 該條款對于票據無因性的規定比較模糊, 對于融資性票據予以限制, 這明顯滯后于我國現實的市場需求, 阻礙了我國票據市場的快速發展。因此, 為規范融資性票據以及票據保理的發展, 提高我國《票據法》立法的體系性、科學性以及時效性, 對《票據法》第10條進行及時的修訂十分必要。[13]?

  (二) 健全應收賬款轉讓法律制度, 規范票據保理資產證券化

  作為保理資產證券化業務的創新模式, 票據保理資產證券化盤活了票據支付下的應收賬款。但是目前票據保理資產證券化在我國仍處于法律真空狀態, 尤其是應收賬款轉讓這一核心環節存在諸多法律問題。具體而言, 票據保理資產證券化的交易結構下, 以票據支付的應收賬款進行了兩次轉讓:第一次是債務人將應收賬款轉讓給保理商, 第二次是保理商將基于應收賬款的票據保理債權作為資產證券化的基礎資產轉讓給專項計劃。但是, 實踐當中應收賬款轉讓存在轉讓通知主體和時間不明、禁止轉讓的條款規定等法律問題。因此, 為有效防范金融交易風險, 加強投資者權益保護, 應當健全應收賬款轉讓法律制度。[14]此外, 在上海票據交易所穩健發展的背景下, 可以充分考慮票據的期限性特征, 將票據和保理進行結構優化和升級, 在票交所內創設可以動態循環發行的票據資產證券化產品, 充分提高票據的流動性。[15]

  六、結語

  金融交易的創新是金融市場發展的必要前提和重要保障, 金融商事立法和監管對于金融交易創新應該秉承有限的“包容性”原則。票據保理及其資產證券化將票據、保理以及資產證券化有效結合并進行結構性升級和改造, 從而展現獨特的法律優勢。然而此種金融創新也存在一些法律風險, 此時必要的規范指引和風險防控尤為必要。因此, 保理商以及資產證券化的發起設立人在進行交易之時, 必須防控法律風險, 進行合規性判斷, 在保證交易合法的同時提高交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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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平.芻議票據保理及其資產證券化的法律風險與防控路徑[J].吉林金融研究,2019(06):61-6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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